宋代三馆秘阁的机能：书画、文物交流

《景德四图》(部分，台北•国立故宫博物院)

众所皆知，北宋宫廷画家在右掖门外的画院制作绘画，画风在宋代深具主导性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僧人携带大量文物入宋，在宫城留下许多海外献上的文物，亦为人周知。那么，对宋朝而言，这些“文物”有何必要性？又为何而制作呢？本文是以宋代文物收藏与定期展览为观察角度，考察文物在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中具有何种机能。考察的中心，是称作“三馆秘阁”、“六阁”──宫廷收藏与公开文物的机关。本文更进而从作为文物交流具体场所的三馆秘阁，举个别作品为例，指出东亚文物交流的意义。尚祈各界不吝赐教。

一、北宋三馆秘阁的成立

北宋在依次灭亡五代诸国后，回收书籍、文物，集中于首都开封。北宋初期具体接收、整理的机关是三馆。初期三馆是指昭文馆、集贤院，及史馆。

太宗（939-997，在位976-997）于太平兴国元年即位以来，敦促各州搜集、献纳图书、书画，获得钟繇、王羲之、唐明皇等之墨迹。当文物逐渐集中开封时，太平兴国九年(984)元月正式颁布了收集文物的诏敕：

宜令三馆所有书籍，以开元四部书目比校，据见阙者特行搜访。仍具录所少书，于待漏院榜外示中外，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，许上之。及三百卷以上者，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判，试问公理，如堪任职官者一子出身，或不儒墨者即与安排；如不及三百卷者，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；如不愿纳官者，借本缮写毕，却以付之。

此处述及，有唐代《开元四部书目》中所缺书籍应尽速献纳，并可特别授予官职，无法献纳原本可以写本交三馆收藏。如《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述：“自是四方之书，往往间出。”太平兴国九年，宋代的文物收藏以超越唐代为目标，正式揭开序幕。

宫城开封收集的文物，以三馆为中心进行保管整备。三馆的位置在宫城左侧升龙门的东北处，即“京阙之图”中的明堂。三馆总称崇文院，其西备皇帝行幸之门，东廊置昭文书，南廊置集贤书，西廊置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，可谓六库具备。

其中，宋朝开国以来收集的文物，起初保存于史馆中。不过到了端拱元年(988)五月，收集文物渐多，空间不敷使用，于是将文物移往新建的崇文院中堂。这个在后来被称为秘阁的建筑，其存在意义将会逐渐明确，成为代表宋朝文化的建筑物。

淳化元年（990）八月，关于秘阁公开的事迹有如下记载：

淳化元年八月一日，李至召右仆射李昉、吏部尚书宋琪、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、诸曹侍郎、给事、谏议舍人等，诣阁观御书图籍。帝知之，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，出书籍令纵观，尽醉而罢。二日，又召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，赐宴如前。

此时，三学士李昉、宋琪、徐铉前往秘阁请求观看收藏，太宗得知颇为喜悦，将图籍、古画悉数令其观览，还设宴赏赐。这个阶段可说是秘阁逐渐公开的时期。淳化三年(992)更增建两层楼的秘阁，如“内诸司舍屋，惟秘阁最宏壮”所称的壮丽空间于是诞生。同年八月，太宗御赐飞白书“秘阁”，九月为其落成，设宴庆祝。

淳化三年九月，幸新秘阁。帝登阁，观群书齐整，喜形于色，谓侍臣曰：“丧乱以来，经籍散失，周孔之教，将坠于地。朕即位之后，多方收拾，抄写购募，今方及数万卷，千古治乱之道，并在其中矣。”即召侍臣赐坐命酒，仍召三馆学士预坐。日晚还宫，顾昭宣使王继恩曰：“尔可召傅潜、戴兴，令至阁下，恣观书籍，给御酒，与诸将饮宴。”潜等皆典禁兵，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。

当时的秘阁，接收北宋建国以来从全国收集的墨迹，如王羲之、献之、庾亮、萧子云、唐太宗、明皇、颜真卿、欧阳询、柳公权、怀素、怀仁等人的书作，以及画作如顾恺之的维摩诘像、韩干的马、薛稷的鹤、戴崧的牛等古典作品，近宋如东丹王李赞华的千角鹿、黄筌的白兔等等作品，据所知收藏图画共一百一十四轴。这些文物已有数次向近臣公开，但是仍在新秘阁落成之时再次公开展示。当时设宴招揽的对象，是称为二府，也就是国权最高机关中书省、枢密院的近臣，还有三馆学士等，他们受赐宴集两日，庆祝新秘阁的落成。

淳化三年九月这次伴随新秘阁落成的赐宴，在北宋初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味。第一，向国内外宣示北宋终结五代战乱，转向偃武兴文的政策。太宗时，为使武官知道“文儒之盛”，特别招揽武官赐宴，可知最初是作为一种例外的特典。与日后馆阁公开文物，由皇帝、近臣与馆阁官所参加的活动比较起来，有很大的差异。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，这是日后宫廷公开文物“观书会”的开始。

二、观书会的变迁

观书会是在三馆秘阁及后来称为六阁的御书阁中，将收藏品向群臣展示的活动。从淳化三年，到元丰五年(1082)因官制改革而改组的八十年间，可以确认举办了约六十回的观书会，后来则倾向举行祝祭式的曝书会。在此便就观书会的具体内容、变迁，与其意义考察一番。

至道三年(997)三月太宗驾崩，真宗(968-1022，在位997-1022)即位，旋于咸平(998-1003)初年建造收藏太宗御书的“龙图阁”。龙图阁建于宫城西侧，此处为历代皇帝的御书阁，通称六阁。御书阁是收藏皇帝御书与遗物之处，到北宋末年，一般认为建有太宗龙图阁、真宗天章阁、仁宗宝文阁、神宗显谟阁、哲宗徽猷阁、徽宗敷文阁等等。

太宗朝公开文物的主要目的是向国内外夸示宋朝建国的功绩，到真宗朝，观书会的主要目的，变为彰显太宗与宋朝本身。真宗即位后，咸平二年(999)七月初次举行大规模的观书会，行幸崇文院，阅览群书，命从官纵览之，同时登秘阁观太宗圣制墨迹“恻怆久之”。这次并特别开三馆库房，赐银器衣着给侍臣与三馆秘阁职官。咸平四年(1001)十一月，真宗于龙图阁招揽近臣，观览太宗御书和古今名画。景德元年(1004)，因澶渊之盟南北方关系较安定，景德二年四月他与从臣在龙图阁观赏“太宗御书”及“诸阁书画、龙图阁赞”，另一方面，制作秘阁典籍复本，安置保存于龙图阁与后苑之太清楼中，作为北宋新的文化事业。

景德四年(1007)三月举行了真宗朝初期最大的观书会：

景德四年三月，召辅臣对太清楼启扃馈观。太宗圣制御书及新写四部群书，真宗亲执目录，令黄门举书示之。凡太宗御制诗及墨迹三百七十五卷，文章九十二卷，四部书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二卷。过水亭放生池又东至景福玉宸殿、盖退朝宴息之所。中施御榻，帷幄皆黄缯，无文采之饰，殿中聚书八千余卷。上曰：“此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，小说它书不预。”历翔鸾仪凤二阁眺望，命坐置酒。上作五言诗，从官皆赋。（《景德四图》题）

这次真宗与从臣造访太清楼，共同观览太宗墨迹与新纂书籍。这是真宗朝的一大盛事，留有《景德四图》(台北·国立故宫博物院)绘记其景。《景德四图》描绘真宗朝的四大盛事：〈契丹使朝聘〉、〈北寨宴射〉、〈舆驾观汴涨〉、〈太清观书〉，其中〈太清观书〉描绘近臣们于太清楼一楼览读新纂书籍的模样，仿佛再现观书会的情景。据所知，太清楼阁下置有经史子集天文图画六阁，配合天圣九年(1031)十月观书会中“四壁陈御飞白书”之事，可见是兼具库藏与展示的空间。以现存的建物为例，如隆兴寺转轮藏阁(太平兴国七年(982)后建，河北石家庄)，二楼有回缘(一楼和二楼屋顶中间突出的地方)与高栏围绕，下层屋檐并具裳阶(原屋檐下方的装饰屋檐)的形式，象征收纳经书的功能，虽说只具当初一半的规模，不过可作为仿制太清楼收藏文物的样例。并且，作为太宗御书阁的龙图阁也具重层形式，上层收藏太宗御书，如太宗“片幅寸纸”“题记时事、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”等等具政治性质的零碎文书，下层分为“经典”、“史传”、“子书”、“文集”、“天文”、“图画”等六阁，收藏丰富。其中应该也收藏了与太宗有关的典籍文物。龙图阁四壁陈列张去华所献之元元论十八轴，宋真宗朝夕观之，且于四壁设五经图，由这些事来看，龙图阁与太清楼可说同样是兼具文物库藏与公开展示的复合空间。

景德五年(1008)正月天书降临，开始频繁进行称颂真宗德政的天书奉赞，及对太宗御书、御制品的观书活动，总共在大中祥符二年(1009)举行了五回，三年(1010)有五回，六年(1013)有三回。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(1008)十月，在泰山举行从政以来最盛大的封禅典礼，藉这样的仪礼来展现国势与文物，可说是观书会隆盛现象的一方延伸。

这时观书活动进入初期的高峰，然而，大中祥符八年(1015)四月，崇文院秘阁却因宫中失火烧毁，书籍虽已另备副本，借此补写，但书画则没有幸免于难。在治世盛期突遭此劫造成秘阁烧失，真宗深感沮丧，下诏自罪。观书活动象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般，以此为契机，观书活动迎向初期的另一变化。太宗以来的观书场所，便从崇文院秘阁逐渐移向六阁与太清楼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观书进而整备起赐宴的场所。观书之后，经常于崇和殿及资政殿进行赐宴。真宗早于天禧四年(1020)十一月便着手建筑作为其御书阁的天章阁，并于五年(1021)二月于天章阁之东西序进行建筑蕊殊、群玉二殿的梁柱工程，此处具有观书后举行宴会的机能。再从真宗朝观书活动的内容来看，可见观书后的宴会，是群臣唱和皇帝诗文的活动，皇帝藉此试验臣下的文才，对作为文教之府的馆阁中资质不足胜任者予以降职。

像真宗朝这样的观书会活动便逐渐成形，与天书降临、封禅等国家仪礼有着连动性，观览文物、太宗御书，藉由君臣间的诗文唱和与赐宴，确认君臣的情谊与对宋朝的赞颂。随此发展，此时期龙图、天章阁逐渐受重视，取代了崇文院。文物公开在具有阁楼型式的高层建筑中，十分符合活动的目的。

天圣元年(1023)仁宗(1010-1063，在位1023-103)即位，观书会的活动再度产生变化。在真宗朝时未被使用的延羲殿、崇政殿、迩英阁、迎阳门等，仁宗朝时大量被使用，经常举行讲学。庆历年间，国政逐渐安定，进而着重彰显三朝(太祖、太宗、真宗)的功绩。崇政殿是内朝作为皇帝后殿视朝的场所，延羲阁在崇政殿之西，迩英阁在迎阳门之东。迎阳门为后苑的入口。这里应注意的是，观书活动的空间逐渐由外朝移向内朝的变化。

值得注目的是，彰显三朝的活动，从天圣八年(1030)六月真宗史编写完毕上呈仁宗，以及八月在龙图、天章阁观览三圣御书为嚆矢，而后观览三圣御书及御容的活动益加频繁，如宝元二年(1039)十一月太子诞生、庆历三年(1043)、四年(1044)、八年（1048）、皇佑二年（1050）、嘉佑七年（1062）十二月等时候。特别是，皇佑元年(1049)十一月于崇政殿向近臣展示，高克明等画院画家描绘三朝皇帝事迹的《三朝训鉴图》。内容是将百件大事绘为十卷，付镂版印染后颁赐给大臣及近上宗室。这是观书会作为宫廷确认宋朝历史，进行宫廷文物鉴赏与再分配的活动，十分显著的例子。

另一方面，由史料可知，观书会中文物的观展活动，即便在皇权继承之际也具有重要的机能。仁宗即位后，天圣三年(1025)三月于后苑赏花钓鱼，设宴太清楼。这是他即位后初次举办的大型赐宴活动。之所以将地点选在太清楼，是因为这里从真宗朝起便是文物保管与展示的场所，历经整备，最能合乎作为展现前代帝王文化政策、后继者之姿，与赐宴臣下的场所。

在此意味下，嘉佑七年(1062)十二月仁宗所进行最后一次的观书会，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同年十二月共进行两次大规模的观书会，不过第二次留下的史料较多，可一窥其细节：

丙申，幸龙图、天章阁，召辅臣、近侍、三司副使、台谏官、皇子、宗室、驸马都尉、主兵官观祖宗御书。又幸寶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，下逮馆阁。作观书诗，韩琦等属和。遂宴羣玉殿，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，刋石于阁。

首先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仁宗率群臣访龙图、天章阁，观三朝御书，而后至作为其御书阁的宝文阁，以象征继承太宗、真宗、仁宗的飞白书下赐近臣。同时，一代词臣王珪(1019─1085)作诗序，刻石于阁。四日后(二十九日)仁宗再度行幸天章阁：

庚子，再幸天章阁，召两府以下观瑞物十三种。一、瑞石，文曰“赵二十一帝”；二、瑞石，文曰“真君王万岁”；三、瑞木，曰“大运宋”，隠起成文；四、七星珠；五、金山，重二十余斤；六、丹砂山，重十余斤；七、马蹄金；八、软石；九、白石，乳花；十、瑞木，左右异色；十一、瑞竹，一节有二弦并生其中；十二、龙卵，有紫斑而小；十三、鳯卵，色白而大。观太宗、真宗御集，面书飞白，命翰林学士王珪题姓名徧赐之。又幸群玉殿置酒作乐，亲谕以前日之燕草创，故再为之，无惜尽醉。独召宰相韩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，琦一举而尽。各以金盘贮香药，分赐之。明年三月，帝升遐。故韩琦哀册文云：“因惊前会之非常，似与群臣而叙别”也。

仁宗观赏浮现吉祥文句的石头、龙凤卵、有北斗七星纹的枣木等十三种瑞物。翰林学士蔡襄(1012─1067)并以这些收藏在龙图、天章阁的物品为题作诗，进献仁宗，同时以“文物归元首”及“宝字崇三圣、瑶图秘九天。荣河彻祥气、昭汉旋晓光。”歌颂仁宗的德政与文物。此时如韩琦(1008─1075)、欧阳修(1008─1072)等也留有这类的应酬诗文。

这次观书特别的意义，是仁宗向倚赖至今的重臣韩琦等人劝酒，并说“今天下久无事。今日之乐，与卿等共之。”因为在这次观书的前三个月，也就是嘉佑七年(1062)八月，无子嗣的仁宗卧于病榻间已立从弟子赵曙为皇太子。如韩琦所述，仁宗旋于翌年三月驾崩。自知死期将近的仁宗，便用这最后的观书场合，表达对平安治世无所挂心和对臣下的慰问之意。同时，也有藉新立之皇太子与近臣造访收藏宋朝历史的太宗、真宗诸阁之行，向内外宣示太子赵曙为继任皇帝之意，具有稳固基盘的意味。

英宗(1032-1067，在位1063-1067)治世期不长，初期与仁宗同样于迩英阁向臣下讲学，继承仁宗以来的讲学传统。英宗并行幸天章、宝文二阁，观赏仁宗御诗石刻，有向其治世看齐之意。治平四年(1067)正月，英宗驾崩，长子神宗(1048-1085，在位1067-1085)即位，旋于同月，于迎阳门会见百官，熙宁九年(1076)招辅臣、从官，于迎阳门观御书景灵宫孝严殿牌。

在迎阳门观祖宗御书牌与文物，是仁宗时经常举行的观书形式。神宗观作为仁宗神御殿的孝严殿额牌，有着特别向内外宣示身为后继者的意味。如此与北宋前半期单纯鉴赏文物的活动不同，而是与群臣共同确认宋朝历史，与时势有着密切互动的政治活动。

到了神宗朝，观书会的记录于前述即位活动(1067)后便暂时失去踪迹。到元丰五年(1082)四月元丰官制改革的结果，连秘阁在内的崇文院改组为秘书省，贴职一时废止，秘阁活动有所重整。虽就史料仍可见不少宫廷整理、刊行书籍与曝书等活动，但元佑四年(1089)曝书后的赐宴规模较为缩小，可说此时期的文物观展活动变得较前代紧缩。神宗朝观书活动缩小的背景，应与宋代儒学视祥瑞为迷信的变化有关。郭熙的水墨画因而也进出官衙障壁之间，此时期的观展活动与创作等问题，留待别稿再述。

三、东亚文物交流与收藏的机能

考察了宋朝宫廷文物收藏展示，与政治目的密切的关连与变迁后，进一步思考的是，这在东亚文物交流上，具有甚么样的机能呢？

此处再次整理观书会展示的物品来看，可分为皇帝御书及与皇帝有关的物品、古今书画、瑞物、海外传来物品等四种。关于古今书画已如前所述，瑞物方面，现今有残册如《宣和瑞览册》，以及辽宁省博物馆藏《瑞鹤图》、波士顿美术馆藏《五色鹦鹉图》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祥龙石图》等，可知其大略。

进一步观察海外传来物品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物品不只是宫廷内的收藏，还具有展示的功能。例如景德元年(1004)十二月，真宗招揽辅臣至龙图阁，观契丹赠礼，开柜展示辽皇帝送给太祖和太宗的衣服。《宋会要》中记载，自此招揽辅臣临观契丹使臣之赠礼成为惯例。十二月十二日承天节，将辽之赠礼，于收藏先帝太宗遗物的龙图阁向群臣展示。可藉前述《景德四图》中的〈契丹使朝聘〉，所描绘契丹使一行人陈列丰富赠礼的场面，一窥当时的场景。

如此宋辽间的文物交换，在宫廷内进行“宣示”的活动，于仁宗朝迎向最初的高峰。重熙年间对辽增币后紧张的南北关系，由于宋朝的让步渐得和解，辽兴宗(1016-1055，在位1031-1055)旋以〈千角鹿〉一图赠宋：

庆暦中，其主以五幅缣画《千角鹿图》为献，旁题“年、月、日御画”。上命张图于太清楼下，召近臣纵观。次日又敕中闱宣命妇观之。毕，藏于天章阁。（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六）

仁宗将《千角鹿图》，于前述常作为文物观展场所的太清楼，向近臣、妇女展示，结束后收藏于天章阁。天章阁是仁宗父真宗的御书阁。如前所述，仁宗朝宫廷内展示活动的场所，逐渐从秘阁移向龙图、天章二阁，以彰显先皇为主要目的。《千角鹿图》献藏于天章阁之举，也可说符合这样的意义。而且，特别献藏于天章阁的理由，是这件辽代文物，能与真宗缔结澶渊之盟、带来宋辽和平之功绩相衬的缘故。于《千角鹿图》之前，还有辽兴宗画鹅雁图进献北宋，仁宗御笔飞白书“南北两朝，永通和好”回赠的记事。辽圣宗庆陵壁画的风景中，常画有“鹿”、“鹅雁”，鹿代表进行“捺钵”(辽帝行营)的辽代文化，而飞白书象征宋代皇帝继承唐代以来的皇帝意味，合此考量，可说“千角鹿”、“鹅雁”代表辽代皇帝，“飞白书”代表北宋皇帝，彼此将代表南北皇帝的文物，以象征国家间的兄弟关系对等交换，宣告群臣。此时，为使“兄弟之情”更为坚笃，彼此有意交换皇帝御容，经过一番议论，嘉佑三年(1058)一月，将宋仁宗御容画作携至辽，交换了南北皇帝御容。辽皇帝的御容画作应该也收存于秘阁，或龙图、天章、宝文阁中。

如此看来，著录在被认为是宫城文物目录《宣和画谱》中，日本所赠的《倭画屏风》与《风俗图》，虽然没有保管场所的记录，但被收藏在三馆秘阁或六阁并展示的可能性很高。同时，考量曾由986年入宋，谒见太宗的日本僧奝然所献《职员令》、《王年代记》各一卷，及臣下所附之表启，为了“修其国史”而皆置于“史局”中，可说明外国献给宋朝的文物中，史料价值高者收于史馆，美术价值高者藏于秘阁，或龙图阁、天章阁并展示。这正显示，收藏处具收藏与公开的功能被善加利用，进行文物交流的具体情形。

可见收藏处的主掌者，刻意藉收藏与宣示来赋予文物价值，彰显收藏处的机能，如此考量时，宫廷外建立的御书阁便也有类似的机能。宫廷外的御书阁是受赐皇帝御书之际，为奉存而建的寺院或私邸，现存于中国者尚有数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建设御书阁具有的象征含意。不难想象，在国内，皇帝与御书阁的主掌者具有象征性的特别关系。同时，也有御书阁建于国外的例子，如嘉佑七年(1062)，西夏毅宗(1047─1067，在位1048─1067)向仁宗上表索求太宗御制诗的草、隶书石刻本，欲建书阁宝藏。考量当时西夏受辽入侵所苦，欲与北宋缔结友好关系的背景，可知建设太宗御书阁的宣告，有着向国内外宣示具体亲宋政策的意味。

像这样于特定建物进行特定文物的宣示，藉此赋予意义的事例，在高丽也看得到。高丽睿宗十一年(1166，北宋徽宗政和六年)，仿北宋仁宗宝文阁，建清燕、宝文二阁，将徽宗（1082─1135，在位1100─1125）下赐的亲制诏书及御笔书画藏于禁中天章阁。睿宗十六年(1171)，并于清燕阁向宰枢侍臣展示北宋皇帝所赐之书画。高丽于熙宁四年(1071)向宋复贡以来，熙宁七年(1071)二月受赐九经及史子诸书。可能是在这个时候，宋朝并下赐郭熙“秋景、烟岚”二图。熙宁九年(1073)敕许高丽模写开封大相国寺壁画[4]。大相国寺是宋朝皇家寺院，里面的壁画也是由皇家管辖，治平二年（1065）开封遭遇水灾，大相国寺受到损坏，以“内府所藏副本小样”来修缮。这里所指的“内府”应该是宫廷的三馆秘阁等收藏地。如此北宋允许高丽模写大相国寺壁画，代表北宋对于高丽的特别恩典。下赐宫廷画家郭熙的山水画也有类似的功能。正好那个时候，高丽从文宗十年(1056)二月起于首都开城始创皇家寺院兴王寺，后来将持归的大相国寺壁画再现于兴王寺壁上。宋朝这样文物大量下赐的背景，可认为是宋朝基于对辽怀柔政策的意识，延续熙宁四年以来对高丽的文化优遇政策。文物携至高丽后，保管于清燕、天章、宝文阁，同时被宫廷画家作为模仿、再生产的对象。可说宋朝是藉下赐“宫廷文物”来显示文化权威，高丽则是将宋朝下赐文物收藏于馆阁，并向臣下展示，以此向国内外宣示亲宋政策。

与宋辽、宋高丽间文物交换与展示方式，有着很大差异的是日本。日本从宇多天皇(867-931)以来，天皇与异国人士会面是一种禁忌，显示日本与外国贸易的关系，是以“唐物御览”作为例行性的行事体制来看待。唐物收藏于清凉殿南、藏人所的仓库、纳殿中，天皇本身不与外国人会面，文化仓库并不具文化资源再生产的性质，也不如观书、曝书等活动般定期向群臣展示。而且展示唐物，有时被认为会带来疾病流行，关于此点已有专文指出。相较于确立了收集并展示外国文物制度的北宋与高丽，日本对外来文物的收集十分值得另行探讨。

由上述诸例，可知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东亚世界中，海外文物收受与展示活动的进行，具体地象征着国家间的特定关系。作为种种文化中心的宫廷，藉收集与展示邻国文物，向国内显示自国文化认同的所在。有着这种机能的具体场所，便是兼具收藏与展示活动的收藏处。

四、三馆秘阁的机能収集、再生产、分配

对宋代如此形成文物交流中心的三馆秘阁，此处再就具体的两件作品为例来检视其机能。一是董其昌《戏鸿堂法帖》（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刊）卷十四所收的《海外书》。本作品是北宋薛嗣昌临日本人的书法作品，过去关于真伪多有争议，不过由其书风与形式的一致，可确认原为十世纪后半“三迹”(平安时期的三位名笔：藤原行成(972-1028)、藤原佐理(944-998)、小野道风(894-967))周边风格的作品。《海外书》有张诚一(？-1071-1092-？)、米芾、薛嗣昌等人跋，已知可能是在张诚一任枢密督承旨之职时，由日本僧带至北宋。那么为何要以《海外书》赠宋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跋文提到的“日本草书如唐人，学二王笔也”之語。

三馆秘阁的重要机能，是大规模地回收包含周边国在内的文化资源，透过士大夫进行再生产的工作。按前述已知，太平兴国九年正月诏敕以来，对进献三馆秘阁欠缺的古籍逸本、可知晓外国事物的文献之人，授予高官。淳化三年(992)，下赐群臣所藏之古代书法目录《淳化阁帖》，并将古画模写保存，于赐宴之际下赐模本。元佑七年(1092)以来，于馆阁校订自高丽散逸而收得的诸文献，诏颁天下。如此看来，北宋三馆秘阁的社会机能，是收集古物、逸书，重新编集，透过展示或下赐，向国内外宣示北宋的文化权威，如此循环运作。《海外书》的复古书风，可说符合着，北宋藉收集与再生产中国传统来宣示文化权威的政策。北宋末的大收藏家、一心追慕晋书的米芾，收藏品中也有〈日本书日本告〉(《画史》)的记录，王诜、米芾、刘泾、薛嗣昌等人的书画圈中，是以“晋书”，即王羲之、王献之为首作为共通的书法史观。已有指出，宋代勃兴金石学、古物学，视如《宣和博古图》中所溯之古代为正统，日本文物受宋人强烈所好，也是因为其经唐末五代战乱尚未入手，得以保存并具“古代”意识的缘故。以这样的时代背景来看，《海外书》跋“日本草书如唐人、学二王笔也”一语，正好反映北宋士人间对文物共有的价值观。便是这样的价值观，使《海外书》成为并非偶然漂流来之物，而是作为适合收藏的“作品”，成为日僧适合致赠北宋社会的“礼物”。《宣和书谱》所载的〈日本告〉与米芾的〈日本书〉现均不存，或许可由《海外书》推想原貌。

而且，最能如实反映秘阁具再生产机能的，就是依拓本进行的复制活动。观书会展示的四种文物中，皇帝御书最能说明秘阁的性质。

有宋一代，皇帝以书赐臣下，崩后以御书阁为中心再被收藏。过程中，御书收纳于阁中，模刻上石，制成拓本再继续生产。南宋初期实行重要的文化事业之一，是将北宋皇帝散逸的御书回收至宫廷秘阁。所幸北宋时期下赐的御书和拓本，大多广存于江南，因此南宋初期秘阁能取回这些皇帝御书作品。御书作品于秘阁观书处所集中，再度向群臣宣告展示。（参照注48，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曝书会）。

此皇帝御书之传统，可引《太白名山碑》（东福寺蔵）为例。《太白名山碑》是圣一国师円尔(1202─1280)入宋时（嘉祯元年（1235、南宋端平二年）四月─仁治二年（1241、南宋淳佑元年）六月）请得的一部分碑拓。《太白名山碑》全体以「毡蝋」的刷笔制成大型拓本，被认为是传至日本具有宋代拓本技术的基准作。此巨碑拓本縦187.9㎝、横84.2㎝，碑额书“御书”二字与云龙瑞华纹，中央四字中有“御书之宝”印，上方书“赐天童山”。此御书碑下赐的由来，可由下方了朴所写记文与楼钥“天童山千佛阁记”得知，魏王恺(1146─1180)友好天童山景徳寺僧慈航了朴，“暇日来游”不舍离去，向父孝宗上《太白山图》，经少保右丞相永国公史浩(1106─1194)奏请，淳煕五年(1178)下赐宸翰大书“太白名山”，这亦为南宋禅宗进入宫廷的过程中，所受赐具纪念性的御书。

除了〈太白名山碑〉，东福寺还传存不少宋代碑拓。这些汇集传来的御书碑拓，成为东福寺显著的特色。为何这些御书是以拓本的形式传来呢？这就必须从南宋社会里，御书的功能性来明了。

从东福寺收藏一连串的宋拓，可复原其与秘阁的密切关系。皇佑年间（1049─1053），仁宗赐怀琏御书诗十七编，怀琏归返江南，熙宁三年(1070)时于阿育山建宸奎阁安奉仁宗御书，委托苏轼书“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”。绍兴三年（1133）夏，开始南宋文化复兴期的御书収集，宸奎阁藏的历代御书再由住持净昙法师献给朝廷。高宗欣喜之余下赐“明州阿育王山佛顶光明塔碑”。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正月，周密登临安秘阁所见之“明州宸奎阁所藏”御书，便应指此。

至此可知，经由下赐与馆阁建设，后代献上御书，再由皇帝回复下赐的过程，使御书以秘阁为中心循环着。更因模刻上石、制作拓本得以保存、扩散。

皇帝御书的下赐不限于近臣，还扩及全国，如至道元年(995)命裴愈于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之际，赐给献上书籍或文物者“御书石本”；太宗驾崩于至道三年(997)三月之后，同年六月将太宗御书赐“天下名山胜境”。历代皇帝御书不仅以亲笔墨本分配，还以石刻制成复制品，才能充分发挥机能。例如制作收于天章阁的真宗御书石本九十编，以及在绍兴二十九年南宋复兴秘阁的曝书会中，与御书观展一同下赐参加者御书“秘阁”、“石渠”的碑拓，显示御书与其拓本化的重要性。再于绍兴二十九年、三十年时，模刻高宗御书“玉堂”额，于曝书会展示，并愿以石本分赐“中外臣僚”。这些事例，显示御书基本以拓本担任下赐的功能。

像这样御书以模勒刻石的再生产活动，在淳熙八年（1181）秘书省制作《九朝御书法帖》时迎向高潮。这是堪与北宋秘阁《淳化阁法帖》比拟，南宋朝经六十年后刻立收集北宋歷代皇帝的御书。后来应于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七月曝书会之际，分赐群臣。

经由南宋御书流通的环境，分析东福寺的御书拓本后，便能理解以秘阁为中心的文物循环，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这不仅是基于对书法的兴趣，而是文物经秘阁回收并再度循环流通而带有功能，并且特别加以拓本化。现今对円尔为何将这些拓本请来的缘由，难以详查。不过拓本化的主体若是禅院，则禅院也成为宫廷文物系统中的一环，请来文物者必然也熟知御书碑拓在南宋社会具有的意义。

虽然这类宋代御书拓本文献上的记载颇多，但在中国却没有现存的例子。这恐怕是因为皇帝御书的价值，有强烈的时代性，只有在秘阁为中心的文物系统中才具意义。南宋秘阁崩坏后，御书碑拓的价值也跟着失去。

脱离秘阁社会来到日本，原本的墨迹因书法鉴赏的缘故，成为新的文脉得以延续。《太白名山碑》所见雄浑的笔法，之后有如宗峰妙超《关山》（妙心寺蔵）等的墨迹，加以继承。

五、结语

本稿回顾宋代三馆秘阁的活动，包含其自全国将文化资源收集、再生产、分配的情形，指出观书会为频繁进行的具体场所，论述变迁的过程。概观宋朝文物公开与高丽、日本宫廷的连动性，文物在东亚各地“收藏处”的移动，以及原本具有的意义。文中并举数项文物为例，综述其与三馆秘阁有所连系、分离时，各异其趣且重大的意义。

最后，对残存问题略作说明。徽宗朝于宫城之外新筑秘阁，在新宫城的深处，宣和殿于焉诞生。宣和殿“殿广袤纔数丈，制度极小”，可知是四周园林围绕，与三馆秘阁全然不同的闲适空间。在这新的美术鉴赏空间，出现称为“勾处士”的鉴赏人。过去三馆秘阁中，是委任具馆职者管理文物，相对于此，鉴赏人的出现意味收藏处有了重大变化。而日本大约五十年后，也诞生了日本美术史上最重要的藏库─後白河院（1127-1192）的莲华王院宝蔵。其特色是伴随寺院，基本上不公开，不进行再生产、分配的活动。现与宋代的三馆秘阁比较，便能理解同样作为收藏处，但其性质是全然不同的。10-12世纪的美术史中，关于各地成立的收藏处，与收藏、鉴赏活动的研究，重要性不待多言。其活动巩固以后各国古典文化的基础。换句话说，此时代的“文物”如何塑造人、社会的问题，还尚待更精致的分析。并且，在东亚交流中彼此具有何种关系及变迁，在宏观的交流活动中如何予以定位等等，将是今后考察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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